中國海軍的新型052D型導彈驅逐艦(資料圖片)
  參考消息網6月9日報道 新加坡《聯合早報》6月8日發表題為《陷入海域島礁主權紛爭 中國獨鬥日菲越》的文章,作者為於澤遠。文章稱,中國981大型海上鑽井平臺上月初出現在南海西沙海域,引發越南國內大規模反華騷亂和中越船隻對峙衝撞,也招來日本領導人的高調指責。中國外交部“左右開弓”,南指越南“國際信用等級很低”,東批日本“渾水摸魚”。加上中菲島礁糾紛也可能激化,中國單挑日菲越的態勢已然形成。
  文章稱,日菲越都清楚,即使三國聯起手來,要抗衡中國也十分吃力。好在世界老大美國也不願坐視中國崛起,其“亞太再平衡”戰略和近年來的政治、軍事動作,都含有遏制中國的意圖。
  文章說,儘管美國公開站到日菲越的背後,中國卻並不打算在東海和南海問題上退讓。
  文章還說,中國也強硬反駁美國的批評。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王冠中在香格裡拉對話上譴責哈格爾的講話是充滿霸權主義味道,威脅、恐嚇、非建設性的講話,這一講話鼓動、慫恿亞太地區不安定因素挑事、鬧事。中國還嘲諷美國努力維護老大地位。在奧巴馬發出美國可能繼續領導世界百年的宣示後,外交部發言人秦剛說:“看來當世界老大的感覺不錯,我不知道在國際關係中有沒有能夠預測未來的章魚保羅。”
  軍力大發展維權底氣足
  文章稱,中國單挑日菲越甚至不把為它們撐腰的美國放在眼裡,在幾年前還難以想像。鄧小平曾提出“韜光養晦”的外交戰略,這一戰略有效減輕了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政治和軍事壓力,為中國經濟騰飛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外部條件。經過多年的高速發展,中國的綜合國力空前壯大,為中國今天在東海和南海“有所作為”提供了堅實的底氣。
  文章認為,這一底氣主要表現在經濟實力支撐下的軍力快速增長。近年來,中國海軍裝備了大型航母和重型艦載戰鬥機、052D型導彈驅逐艦等多款新型水面戰艦,配備AIP(不依賴空氣推進)技術和遠程導彈的常規潛艇,以及新型核潛艇都在批量生產。預計到2020年,中國將擁有兩到三個航母艦隊;空軍同時裝備殲-11B、殲-15、殲-16、殲-10B等第三代戰機,先進戰機的裝備速度和規模不僅遠超俄羅斯,甚至超過了美國。同時,中國正積極研發第四代戰機殲-20和殲-31,和美國併列成為世界上僅有的兩個同時研發兩款第四代戰機的國家。
  文章說,在戰略力量上,東風-41洲際彈道導彈和巨浪-2改良型潛射戰略導彈去年首次被媒體曝光,顯示中國已真正具備第二次核反擊能力。中國也積極研製高超音速火箭、大氣層外反導、反衛星武器等等,並初步具備連美國也沒有的彈道導彈攻擊航母的能力。
  文章還說,雖然與美國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但近些年的“跨越式發展”足以讓中國軍力在亞洲顧盼自雄。中國海空軍突破傳統的第一島鏈已成家常便飯,以前海空軍難以投放的南沙群島地區如今也不在話下。中國軍方人士評估,如果排除美國干預,在南海與中國有島礁爭端的國家即使聯合起來,也抵不過一個南海艦隊。
  文章稱,從這個角度看,中國軍力等“底氣”增長給官方帶來“必須對外示強”的更大壓力。而盲目對外示強不僅可能損害來之不易的周邊和平環境,甚至有擾亂中國高層一直維護的“戰略機遇期”的風險。用好“底氣”,在維護主權和管控風險之間把握平衡,是中國高層處理東海和南海島礁爭端的重點。
  共同開發仍具戰略智慧
  文章說,對釣魚島爭端,中國現階段目標就是通過派遣公務船或飛機到該海域巡航宣示主權,迫使日本承認釣魚島存在主權爭議,然後雙方再討論共同開發的問題。依照目前緊繃的中日關係,這一目標短期內難以實現,但基於雙方密切的經貿關係,中日因釣魚島爭端而爆發軍事衝突的可能性也很低。
  文章稱,對中越西沙海域對峙,中國依靠強大海上實力迫使越南船隻無法接近981鑽井平臺。越南除了訴諸國際法庭,也沒有更好的辦法阻止中國在西沙海域開采油氣。中越有過陸上邊境衝突,雙方深知衝突的後果,不大可能將西沙海域的對峙擴大到其他領域。中國派出981鑽井平臺的目的就是要在“自己的海域”勘探打井。除非越南採取過激行動,例如用軍事手段損毀981鑽井平臺,否則中國不會輕易對越動武。
  文章認為,相較於日本和越南這兩個“老冤家”,中國在中菲爭端中可能最為“淡定”。由於國力懸殊,中國並不把菲律賓視作對手或威脅,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會對菲律賓手軟。菲律賓仍扣押著多名中國漁民,並將中國告上了國際法庭。這些問題若進一步發酵,中國有可能重施2012年控制黃岩島的“故伎”,驅逐“駐守”仁愛礁的菲律賓軍人。
  文章說,整體上看,中國在東海、南海採取一些攻勢並不說明它已放棄“韜光養晦”戰略,而是其經濟、軍事實力上升到一定程度後,有能力維護歷史主權的體現。但對於周邊國家來說,一個強大鄰居突然出現在家門不遠的地方,那種緊張不安恐怕不是這個鄰居所能感受。從這個角度說,中國與日菲都需要加強溝通,緩解彼此的焦慮。
  文章最後說,中國與日菲越的島礁爭端短期內難以平息,但絕非沒有和平解決的可能。鄧小平在上世紀80年代提出的“主權屬我、擱置爭議、共同開發”方針,就充滿了戰略家的智慧。這一智慧不僅為中國高層管控東海和南海的風險提供了很大的迴旋餘地,也給日菲越解決與中國的海洋爭端提供了思路:擱置爭議、共同開發或許不是各方最想要的結果,但至少不是最壞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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